時間：2007年8月5日

對話嘉賓：沈丁立  張貴洪

今天我來講這個問題，首先聲明一點：到上個月的月底為止我已經從聯合國和外交部兩個單位退休了。所以，我今天的講話，一、不代表聯合國；二、不代表外交部。純粹是我個人的體驗和個人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那么講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是聯合國？誰能夠代表聯合國？這個問題之所以產生主要還是因為上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在他任期的十年內頻頻在媒體曝光，就各種重大的國際問題發表看法。所以被人們普遍認為他代表聯合國，他是聯合國的代言人、發言人。那么這個說法嚴格來說不太確切的。因為聯合國是一個沒有主權屬性的多元體，沒有一個聯合國的機構或者說聯合國機構的負責人，能夠全面的、完整的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能代表聯合國來講話、來做事情。

那么我為什么說聯合國是一個多元體呢？首先是相對一元化而言的，我們中國老喜歡講一元化領導。聯合國缺乏一元化這樣的管理組織。聯合國機構繁多，特別是寫到聯合國憲章里面的六大機構，被稱為憲章機構。那它們就是聯合國的大會、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聯合國的托管理事會、經社理事會、聯合國秘書處還有總部在海牙的國際法院。這個六大機構下面有很多輔設機構，但從六大機構本身來說，除了托管理事會以外，其它都是平行的。六大機構的成員組成、管轄范圍和決策程序各不相同。

我想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一個是總部設在海牙的國際法院。國際法院是負責訴訟管轄的，就是說兩個聯合國的成員國自愿的、主動的把他們之間的爭議交給國際法院來裁決，并且事先宣布接受國際法院裁決的決定，這就成為一個案子。那么最近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尼日利亞和它的鄰國之間的糾紛，他們兩個國家有一塊小地，原來沒有明確的劃界，但是過去兩個國家都不太在乎，誰也沒有說這個土地是我的，但是前不久在這塊土地上發現了油氣。大家都知道哪里有油氣哪里就有爭端，所以這個爭端就產生了，這個土地到底歸誰的，這個油氣資源到底歸誰所有。要是沒有聯合國，那么這兩個國家有可能就打起戰來。這個時候聯合國的秘書長安南，利用他秘書長的身份，利用他是非洲人這個特殊的有利條件在中間渦旋，在他渦旋之下這兩個國家同意接受聯合國的國際法院的裁決。國際法院的大法官們經過半年多時間把這塊地判給那個小國，這兩個國家接受了這個判決?，F在這兩個國家在聯合國的組織之下成立劃界委員會，對兩國之間的邊界進行劃分。所以國際法院這個做法是聯合國其它機構所沒有的，它的管轄范圍顯然和我剛才講的一些聯合國其它一些機構是不同的。

那么聯合國六大機構對各國利益來說，還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我就舉大會和安理會的例子來說明。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就是有一個決議草案在安理會通不過拿到大會去通過，特別多的是中東問題。往往中東問題上涉及到要批評和譴責以色列的決議草案拿到安理會去表決的話，美國一定是要否決的。那么中東阿拉伯國家往往把同樣的決議草案原封不動的提到聯合國大會去。所謂原封未動實際上就是動了一個字，就是第一個字——主語，原來的主語是安全理事會認為怎么樣怎么樣，他把安全理事會換成聯合國大會，大會認為怎么樣怎么樣。然后拿到聯合國大會一投票往往是100多票贊成。美國、以色列還有兩個小國、島國，四個國家反對，歐洲大部分國家是棄權，毫無疑問絕對多數者通過。人們就會問了，安理會否決這個決議草案代表聯合國，還是大會通過這個決議草案代表聯合國。

所以想講的第一點就是說，由于聯合國六大機構互相是平行的，沒有一個機構能夠在所有問題上、任何時候都代表聯合國。正是因為這樣，所有這些機構所通過的決議不用聯合國這個字做開頭，它就用本組織的名義。安全理事會就是安全理事會，大會就是大會。聯合國文件里面唯一用聯合國這個名字的就是聯合國憲章，也就是說聯合國憲章是代表聯合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所以你要說聯合國開會了，不對。聯合國不開會，聯合國的某一個機構開會。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想說為什么聯合國沒有獨立的主權？

聯合國在這個方面可能跟歐盟不一樣，參加聯合國的成員國并不需要把自己主權、國家主權的任何一部分讓渡給國際組織。正是因為這樣聯合國沒有獨立的權利。它的權利來自于哪里呢？來自于它的成員國，現在是192個成員國，這192個成員國就是聯合國的老板。其中特別是五個常任理事會就是聯合國的大老板。是他們，聯合國的成員國決定哪個機構在哪個問題上可以代表聯合國來行事和說話，也包括聯合國秘書長。

聯合國憲章對聯合國秘書長的職權規定是比較籠統的。有二條：第一條說聯合國秘書長是聯合國的首席行政官。就是說秘書長有行政權利；另外一章說聯合國秘書長有權就威脅國際和平和安全的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就是說秘書長有報告權。憲章規定秘書長有兩個權：一個是行政權、一個是報告權。唯獨沒有就是決策權。決策權是在成員國手里的。所以聯合國秘書長要能夠真正代表聯合國講話和行事，取得這樣獨立的地位，并不是很容易。他既受到聯合國憲章規定的束縛，更多的是受到聯合國成員國的制約。

根據我的觀察，在前七個聯合國秘書長里面，有三位為了爭取聯合國秘書長的獨立地位做出過努力，而取得最大成功的，我認為就是第七任聯合國秘書長剛剛離任的科菲·安南。

這三任，第一位是第二任秘書長瑞典的外長哈馬舍爾德；第二個是第六任聯合國秘書長埃及的加利。第三位就是第七任秘書長科菲·安南。瑞典的外長哈馬舍爾德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時候，他是第一位被普遍認為對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職位體會比較到位。他曾經說過這么一段話，說“聯合國秘書長沒有軍事力量，也沒有經濟手段，它有的唯一就是國際道義力量”。他作為秘書長的確也是把這個道義力量用足了。

特別是在蘇伊士運河時，我記得是在1956年，埃及宣布收回蘇伊士運河的主權。那么英法兩個老殖民主義國家不接受，派兵去占領蘇伊士運河。這個事情引起了美國和蘇聯兩個二戰以后興起的超級大國的不滿和反對。那么哈馬舍爾德就趁著這樣的一個機會出面調停，促使了英法撤軍。并且在聯合國歷史上第一次派出了維和人員，進駐蘇伊士運河。在總結這次成功的維和經驗基礎上，哈馬舍爾德提出了一系列維和的原則，那么這些原則一直到現在還繼續使用。就是因為這樣一次事件當中，他體現了聯合國秘書長的獨立作用，做出獨到的貢獻。所以，被世人認為是聯合國歷史上一次成功的嘗試，他也是一位有成就的秘書長。所以現在聯合國大樓有三個建筑物，其中聯合國圖書館就以哈馬舍爾德的名字來命名的。但是他的下一步行動就失敗了，剛果發生的沖突，他的介入間接或者直接導致了剛果的民族英雄盧蒙巴慘遭殺害，他自己也是在一次去剛果執行任務的時候飛機失事，死在剛果，沒有完成十年的任期。所謂十年，一般聯合國秘書長可以連任一次，兩次加在一起就是十年。

第二個努力要把聯合國憲章給秘書長的授權用足，并且想取得獨立地位的是加利，加利上任的時候正好是冷戰結束，安理會開始恢復作用，維和成為聯合國的一項頭等大事，安理會召開了歷史上第一次首腦會議。首腦會議通過維和的宣言，要求秘書長就維和問題提出設想，他的確利用了這樣的歷史機遇，連續提出了三個綱領，和平綱領、發展綱領等三個綱領。應該說，那個時候他躊躇滿志，也有點沖昏頭腦。他就發表了這樣一個講話，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的，“作為秘書長我要承擔比我的前任更多的責任，這就要求維護我職位的獨立性，跟任何反對我履行職權的成員國進行對抗，不管他是大國還是小國”。他發出了“對抗”的宣言，而且行動上也是這樣做的。首先跟美國對抗，跟當時的美國的常駐代表奧爾布萊特對抗，后來他當了國務卿。所以，他當了國務卿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絕對不能讓加利擔任第二任，所以加利成為到目前為止聯合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只當了一任就下臺的秘書長。

第三個，把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職位道義力量利用足的是安南，而且他完成了十年的任期。他在十年里面做的事情，我自己回想從大的事情對全球，對國際社會造成一點振動，并且帶有一點開拓性的事情，基本上是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他倡導了所謂《千年發展目標》，把消除貧困作為國際社會的共同目標。在他的推動之下，《千年發展目標》寫進了2000年千年首腦會議的宣言里面去。

第二個件事情他倡導人權，把人權提高到和安全和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成為聯合國的三大支柱和三項主要任務，并且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人道主義干預”的理論。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最后到2005年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時候，這個內容也寫到了首腦會議的宣言當中去。

第三件事情，在美國小布什對伊拉克發生戰爭的時候，他對美國不經過安理會的授權，單方面采取行動對伊拉克開戰表示反對的態度，并且始終堅持聯合國一貫倡導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爭端的立場，也表現了他的獨立原則。

所以，盡管因為第三件事情他激怒了美國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里面的保守派和新保守主義者。在聯合國掀起一場搞臭聯合國，搞臭秘書長的運動。名義叫做“石油換糧食”，這是聯合國在對伊拉克進行制裁的背景底下，為了保證伊拉克人民不受到制裁的損害。所以，允許伊拉克出口一部分石油，這個錢由聯合國來管，用來買糧食和藥物提供給伊拉克的人民。那么美國就抓住這個項目，這是聯合國諸多里面的一個項目。抓住這個項目可能有的腐敗問題做文章讓安南承擔責任，這就是所謂的“石油換糧食”。大搞這個東西來企圖搞臭秘書長，但是最終調查結果最多也是管理不善的問題，沒有什么大的腐敗。特別最近美國對伊拉克戰爭里面出現了腐敗問題，完全是小巫見大巫了。

　　所以，盡管美國最后有企圖搞臭秘書長的運動，最后聯合國秘書長離任的時候，在聯合國大會上做告別演說的時候，多次被掌聲打斷，演講結束的時候全場起立，長時間熱烈鼓掌。這就表明了廣大聯合國的會員國對安南的十年任期總體上來說是充分肯定的，對他的肯定也是對美國的示威。那么輿論對他的評價也是相當高，給他封一個稱號說“安南是世俗的教皇”。

到現在為止已經有七任聯合國秘書長，為什么只有三任把秘書長崗位所擁有的道義力量充分用足，并且爭取取得獨立地位，而只有一任取得成功呢？我最近五年在秘書處工作，我就近觀察覺得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外因；一個是內因。

所謂外因就是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是不是需要和允許聯合國秘書長發揮獨立作用。具體到聯合國里面來說，聯合國的成員國是不是允許和需要，秘書長發揮他的獨立作用。就這一點而言，七任聯合國秘書長里面有四任完全沒有這樣的機遇，是美蘇兩霸爭奪的時期、冷戰的時期，搞不好秘書長就會惹一身禍。所以那四位聯合國秘書長還是很明智的，知道不可為所以沒有為。這三任秘書長有兩任，剛才我講到加利和安南是碰到聯合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就是在冷戰結束聯合國能夠發揮作用。而瑞典的哈馬舍爾德在短暫的時間里面，蘇伊士運河特定的問題上，正好碰到美蘇兩國一致，所以有這個機會。其他幾位都很遺憾，生不逢時。

講到個人的因素，我覺得主要是兩項因素：一個是悟性；一個是平衡感。

所謂的悟性就是要知道我秘書長的道義力量用到什么程度是成員國還能容忍的，不能夠超過這條線。從這一點來看，從秘書處里面一步一步走上來的安南，顯然對成員國的容忍度比較了解。而原來是埃及副總經理兼外長挺傲的一個人，一下從外國空降來當秘書長對這個就沒有體會。所以他才會說出“對抗”這句話。同樣是一句話安南不是這么說，安南上來也講過同樣一句話。他這樣講的，“作為秘書長只有在他不顯得是為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個集團的狹隘利益服務的時候，他才有可能增進所有國家的利益。”

　　這句話什么意思呢？也是講到獨立性，但是他把自己的身段放低了，不是以挑戰的口味，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乞求的口味來講。只有你給我獨立性我才能為你服務，這樣的話當然大家都可以接受。

并不是說安南因為比較了解就不用足他的權利。在這方面來說，我覺得他在上述三件事情當中，頭兩件事情充分表現了他把秘書長這個崗位所特有的影響力用足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剛才講的——《千年發展目標》?！肚臧l展目標》從美國本意是不想支持，美國對援助發展中國家已經沒有很大的興趣。他秘書長怎么做的呢？他先通過做美國公民社會，做他們的工作，爭取了很多有名的明星像保諾（音），爭取很多有地位的企業家像凱特泰勒（音），爭取了他們的支持，然后在美國造成了輿論，再把美國政府推上去，使得美國也接受了這個《千年發展目標》。

第二個件事情是人權問題。更是聯合國里面相當一部分國家有疑慮的，特別是非洲國家。那么安南就是利用剛剛當秘書長不久，出席非洲首腦會議，向非洲國家先推出這個事情。非洲國家礙于他是來自于非洲剛剛上任的秘書長，雖然有疑慮，但沒有對他提出這個問題進行質疑。然后通過六七年慢慢一步一步往前推，最后把這個事情推成功，寫進了《聯合國首腦宣言》。這就是我講的悟性的方面。安南的悟性表現在兩個方面，知道他的老板是成員國必須要把身段放低，也知道他有一定的道義力量，通過耐心的推動可以讓成員國接受一些，他認為正確的事情。

第二個平衡感。從平衡感來說，拿他（安南）跟哈馬舍爾德比較，就顯得他比哈馬舍爾德高的地方。聯合國里面、秘書處里面對哈馬舍爾德的評價比我對哈馬舍爾德的評價高一些，很多人說安南是繼承哈馬舍爾德的觀念，是哈馬舍爾德的忠實繼承者。但是我認為他比哈馬舍爾德高。哈馬舍爾德輸就輸在他的平衡感不好，在剛果事件出來以后，美國和蘇聯是各占一邊的，他在剛果事情處理上基本站在美國這一邊，做了符合美國和西方國家利益的事情，受到蘇聯的批評。所以曾經甚至有人懷疑他飛機失事是不是蘇聯特工搞的，當然沒有這個證據。而與此相反，安南的平衡感覺比較好，他說作為秘書長我要和美國搞好關系。但是同時我要做190個（那個時候是190個成員國）成員國的秘書長。他是這樣講的也是這樣做的。在歷屆秘書長里面，我的感覺他是往華盛頓跑的最勤一個，經常跟美國各界保持聯系，不光局限于政府，他和美國的企業界、和美國的新聞媒體、和美國的社會名流。在美國社會名流當中他的個人魅力是得到大家公認的。但是并不是因為這樣，他講話就不兼顧到其它各方的利益，他的講話還兼顧到各方的利益。很多例子都可以舉，但我覺得最杰出的例子，能夠體現他平衡感的例子就是對美國的一位大使、常駐代表保爾頓（音）的講話。

就在首腦會議，就是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召開之前，美國政府布什總統在兩院休會期間，利用休會提供給他的權利，任命了一位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保爾頓（音）來擔任美國駐聯合國的常駐代表。這個人對聯合國一直持否定態度。所以他來本身已經引起了聯合國的警惕了。他上任以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對當時已經基本上談成的《首腦會議宣言》提出了170多條修訂草案，等于是要把它推倒重來。這在聯合國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包括美國的盟國。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一次安南出席安理會會議出來的時候，記者就問他，對于保爾頓（音）跑到聯合國強行推行美國的這一套有什么看法。他是這樣回答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常駐代表到聯合國來都是要推行本國的主張的”，這一句話給保爾頓（音）一個面子，但是他下面接著說，“問題是是否成功，要看你能不能說服別的國家常駐代表，并且聽取別人的意見”。那么這句話就兼顧到其它所有國家對美國不滿國家的意見。

所以，我認為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比哈馬舍爾德高，所以他能成功完成十年的任期。當然十年當中見記者那么多，沒有不出點紕漏的，我看有兩次出了一點紕漏，從對付記者的角度來說出了一點毛病。其中最致命的、引起他和美國關系破裂的一次就是他講了美國入侵伊拉克是非法的。實際上那次是被記者套進去的，并不是他的本意。他當然一貫對美國入侵伊拉克持批評態度，但是用尖端、過激的語言不是他的風格。那次BBC的記者問他，你認為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不是非法的？秘書長的第一個回答是聯合國傳統的立場，對此表示了批評，但沒有正面回答到底是非法還是合法的。記者第二遍再問他，他還是避開這個正面回答。第三遍記者再問他說，你就回答我“到底是合法和非法”的，第三遍他沒有繞過去，他說，如果你一定要問這個行動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我說這是非法的。第二天很多報紙的標題就是，“聯合國秘書長說美國入侵伊拉克是非法的”，這句話實際上是給記者套出來的。

再看以后的，經過七任秘書長以后，聯合國是不是還會再出現像安南這樣的秘書長呢？我覺得眼下比較難。第一個難的原因，因為美國已經吸取教訓了，安南是美國推出來的，但是最后在某種意義走上了跟美國對抗的道路。所以，美國常駐代表在競選安南繼承人的時候就明確的說，聯合國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行政管理人員而不是外交明星。很顯然他需要一個老老實實辦事的人，不需要再像安南這樣的外交明星。他認為潘基文是這樣的人。當然他還有時間證明他是不是這樣的人。潘基文上任以后，首先提出來一條要恢復聯合國秘書處和成員國之間的信任，首要要恢復聯合國和美國的關系，從這一點來說美國對這個事情是歡迎的。那么他上任以后，任命他的班子也是照顧這一點。潘基文能夠當上秘書長主要得益于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國家的支持。所以，他也跟我們這樣的人說過他的想法，美國和中國的支持是他上任秘書長職位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要回報這兩個國家。怎么回報呢？首先是副秘書長的位置。美國原來的副秘書長管內部工作，人權、財權、總務。這次美國提出來我要換一換，我要管政治事務。我們提出來要當管經濟和社會發展事務部的副秘書長。

潘基文實際上已經答應這兩個國家，來滿足美中的要求。但是他為了避免太明顯照顧美中的利益，他在任命新班子的時候采取了一種做法，我把它叫做東方文化，“欲取之，先予去之”。因為這兩個位置，政治事務部副秘書長原來是非洲人當的，經濟社會事務部的副秘書長是拉美人當的。他上任以后首先先任命一個非洲人當常務副秘書長，這個位置比副秘書長高半個臺階。然后再任拉美人擔任主管內部人事、財務大權的副秘書長。意思是我把這兩個重要的崗位給非洲人和拉美人，以后把政治部和經濟部從你們那里拿走應該就沒有意見了。所以隔了差不多一個月左右才任命美國擔任政治的副秘書長，中國“商部康”（音）擔任經濟的副秘書長。中美一個是政治一個是經濟。但是盡管如此亞洲文化在各國還是吃不開，照樣反對他。

第二個，第一任我到聯合國當主管大會副秘書長的時候，第一個擔任大會主席的是韓國的外長。那個時候潘基文就是韓國外長大會主席辦公室的主任。在那個時候我跟他接觸就感覺到他的長處在于，他的務實和靈活。這是他上任以后第一個事情，也是對他個性的考驗。那個時候是伊拉克政府對薩達姆等人執行了死刑，引起了國際上反對死刑輿論的反感。他們問秘書長你對死刑問題有什么看法？潘基文就回答，“每個國家是保留死刑還是取消死刑是每個國家自己的事情”。馬上引起媒體輿論的嘩然。

從務實主義的角度講這句話沒有錯，聯合國不可能干涉屬于各國主權的事情，寫到憲章里面去。美國保留死刑的國家，中國也是保留死刑的國家，他講這兩個事情沒有得罪兩個大老板，應該是可以的。但是沒有想到另外一點，作為聯合國秘書長要講的東西高于這個，盡管不能實現，還得講。所以，媒體馬上對他的反映很差，認為他沒有體現聯合國秘書長這個崗位應該有的國際道義力量和理想主義。所以我曾經說他現實主義有余，理想主義不足。那么作為東亞文化的人可能也有這個問題，做不到的事情我去說它干嘛呢？但是并不能說他務實主義和靈活性不能有所成就。像最近的事情蘇丹達爾富爾事件，他通過耐心的渦旋，最后修改了他的前任安南的方案使得他能夠被蘇丹政府所接受，前天安理會一致通過這個決議，成功解決蘇丹事件。安南原來的要求更高一點，蘇丹政府不能接受。所以說他靈活性、務實性這一面并不是說導致他做不成事情，但是可能會影響他取得像安南這樣的獨立地位，被人家稱為“世俗的教皇”。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聯合國被美國左右了嗎？講這個問題要從聯合國的歷史說起，聯合國是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二戰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一個國際組織，是戰勝國特別是美國和蘇聯利益的折中和妥協合作的產物。所以他必然要反映，大國、戰勝國，特別是美國在戰后的實力地位、政治理念和基本利益。因此聯合國明確的賦予了五個大國，超越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的支配權和對聯合國的主導地位。而美國作為五大國當中最強大的一個國家，必然有超過其他四個大國更大的影響力。美國的最強的地位到目前為止，二戰到現在60多年沒有任何本質上改變，相對力量發生了變化，但是唯一超級大國這個地位還沒有變化。而且美國承擔聯合國會費的1/4，聯合國的總部所在地也在美國。這就決定了美國比其它國家對聯合國的事宜有更大的影響力。

聯合國也一直被美國看作是推行它外交目標的重要工具之一。但是，正像上海有一位學者說的那樣，我引用他的話：“任何一個國際機構，一旦建立就會逐漸形成自己相對獨立的身份，不會完全充當國際體系中最強國家的附屬物”。他還說，“而且這個國際機制越是具有開放性，參與者越多，他們參與的程度越高，這個體制的作用和性質也會發生變化”。我很同意這個看法?？绰摵蠂闪⒌浆F在的歷史，也充分證明了這樣的客觀規律。

聯合國成立初期相當時期里面，可以說長達25年的時期里面，基本上或者是美國操縱或者說是美國主導。首先與聯合國的組成有關，當時聯合國成立的時候51個國家，大部分是美國、西方國家和他們的追隨者，他們是聯合國里面的多數。而另外一方面，蘇聯在二戰以后，受到二戰的嚴重創傷相當長一段時間還處在恢復期，到后來開始擴張還有一個過程，所以還無法跟美國抗衡。所以正是因為這樣，在這段時間里面聯合國干了好幾件壞事，從中國的角度來說主要有三件事情：

一個就是朝鮮戰爭。朝鮮戰爭之所以美國能夠盜用聯合國的名義 ，以聯合國軍的身份跟中朝開戰，主要是美國操縱聯合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蘇聯犯了一個錯誤，蘇聯為了抗議臺灣侵占我們席位，宣布不參與安理會的會議，這個立場是正確但策略錯誤。由于蘇聯發生這個錯誤，美國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通過授權美國以聯合國的名義入侵朝鮮的決定。當然后來蘇聯發現自己錯了，再回到安理會里面，所以下面一個朝鮮決議安理會就沒法通過了，就拿到聯合國大會。美國利用了它掌握聯合國大會多數的地位，通過了宣布中國和朝鮮是侵略者的決議。所以聯合國在歷史上在朝鮮問題上欠我們兩筆帳。

第二個就是剛果事件。剛才已經談到造成民族英雄盧蒙巴慘遭殺害。第三個就是把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長達25年之久。所以正是因為這樣，在相當長時期里面，我們對聯合國是持批評態度的，口誅筆伐，還跟他打了一仗，把它打敗了，迫使他到朝鮮談判，簽訂了《朝鮮停戰協議》。那么口誅筆伐到最高潮的時候宣布支持蘇加諾提出來的另立聯合國的主張。這是聯合國的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20年當中，聯合國成立以后，它的力量對比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一系列亞非拉國家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取得民族獨立參加聯合國，這樣一個歷史變革而不斷的變化。經歷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到七十年代的時候是質變的完成，就以1971年為界限，1971年的時候聯合國有132個成員國，里面99個是亞非拉國家。另外一個變化就是蘇聯，蘇聯強大起來了，并且開始對外擴張。所以整個七八十年代里面，聯合國里面的特點就是兩種矛盾的交叉：一個是美蘇矛盾或者是東西矛盾；另外一個是南北矛盾。

所以這二十年可以被看成是美國失去對聯合國控制的二十年。里面特別是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我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凝聚力最高、戰斗力最強的時期。有這么幾件突出的事件。

第一、就是1971年恢復中國聯合國的代表權。首先標志著聯合國內部力量對比的變化。標志著第三世界已經成為聯合國的主體。美國一家操縱聯合國的日子，我感覺是不去不復返。

第二、標志著中國開始進入國際社會，并且成為其中一支獨立的力量。

所以，我認為1971年中國代表權恢復的事情，不光是中國和聯合國關系上的分水嶺，也是聯合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中國代表權恢復是發展中國家經過長期斗爭取得的。所以這個事件本身也大大鼓舞了發展中國家的斗志。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后，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也壯大了發展中國家的力量。所以在這之后比如說1974年，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提出并且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之后又通過一系列反帝反殖的決議。包括把當時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開除出聯合國。在1975年的時候聯合國大會宣布猶太復古主義就是種族主義。到此為止美國的容忍度到了極點，美國的常駐代表就在那年1975年聯大閉幕的時候發表了講話，提出了聯合國出現了多數的暴政。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利用他們在大會里面所掌握的人數上的多數，不顧真正有實際影響力的西方大國的利益和態度，強行通過一系列決策，在聯合國實行了多數的暴政，沒有民主可言。他講這個話的時候，忘了以前25年里面的時候他是怎么實行他的暴政的。美國輿論里面也開始出現這個論調，認為聯合國應該搬出去，不應該在美國待了。

但是無論是南北矛盾還是東西矛盾也不是直線上升。進入80年代以后，對話和緩和開始取代斗爭和爭奪，成為聯合國大會里面的主旋律。當時主要是兩件事情，從美蘇來說主要是搞緩和、搞軍控，我們這里有軍控專家。有的是在聯合國里面搞，有的是在聯合國外面搞的，到聯合國里面確認一下。另外一個是南北之間開展了名稱叫做“全球談判”，用石油換金融的談判。全球談判的背景就是由于兩次石油危機之后，美國等西方國家認識到國際經濟關系當中，出現了互相依存的關系，不光是發展中國家要靠發達國家，發達國家也有求于發展中國家。所以愿意參加這場談判。那么發展中國家想利用石油問題上，他們實際上不是整個發展中國家就是石油輸出國所掌握的這張王牌，來換取西方發達國家在對三大機構，那個時候叫做關貿總協定：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放松金融貿易的控制權，并且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這場談判跨越持久，3年多一點，最后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主要就是利益最攸關的雙方不肯讓步。石油輸入國不愿意放棄他們的定價權利，他們能夠決定石油的產量，從而決定石油的價格，這個權利大家不愿意為了整個發展中國家集體利益而放棄。那么美國、日本、德國這樣的金融大國不愿放棄對國際金融的主導權，所以沒有成功。

總的來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聯合國這兩對矛盾，而美國已經在聯合國不占主導地位。

九十年代以后我認為是聯合國的第三個階段。

是聯合國歷史上第二次大的轉折，聯合國內部又出現了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休眠了40多年的安理會開始恢復活力，并且成為聯合國活動的中心。安理會內五個常任理事國之間的合作成為聯合國里面的主旋律。變化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可能，一個是需要。就可能而言，一個原因是因為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美蘇對峙消失。原來長達40多年，安理會所有的工作是因為美蘇兩國的競爭，你提的決議案我否決，我提的決議案他否決，互相否決。冷戰結束以前，一共聯合國否決權用了270多次，其中大部分是美國和蘇聯使用的。那么冷戰結束以后，美蘇在對峙不再存在，而且葉利欽時代的蘇聯奉行向美國靠攏，向西方靠攏的政策。中國從改革開放的大局出發實行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不抗旗的策略，也不跟美國對抗。所以就為安理會恢復活力和五個大國合作創造了歷史上罕見的，長達10來年的基礎。

另外一個方面，聯合國大會發生變化，以協商一致的方式通過的決議所占的比例不斷提高。發展中國家也發生了變化，全球化進程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化進程開始取得發展，但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被全球化進程拋棄在一邊。所以發展中國家已經不是一個整體，凝聚力下降。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剛剛說到，1975年宣布猶太復國主義是種族主義的決議，到1991年翻案。同一個聯合國大會，1975年通過這個決議，然后到1991年又通過了決議，宣布撤銷1975年的決議。從此猶太復國主義就不再是種族主義了。據我了解，聯合國歷史上，一屆大會否定另外一屆大會的做法也就這一次。

另外一方面我說是形勢發展的需要，為什么呢？就是冷戰結束以后，正像大家所知道的。原來在冷戰掩蓋一些地區沖突和矛盾爆發出來了。在非洲地區沖突風起云涌，在蘇聯地區和前南地區國家的分裂造成一系列的武裝沖突，需要聯合國發揮作用，而在保持冷戰結束以后，世界局勢的穩定這一點上，五大國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這也為五國合作創造了客觀條件。

所以這段時間里面，有幾件大的事情:首先是第一次老布什對伊拉克的戰爭就是安理會授權的，1990年安理會通過決議批準用一切手段恢復科威特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所謂用一切手段是聯合國的語言，意思就是允許出兵。這是朝鮮戰爭以后，第二次聯合國授權，所謂多國部隊，實際上是以美國為首的，以聯合國的名義開展了一場戰爭。1992年召開聯合國安理會秘書長第一次首腦會議，安理會首腦會議通過了一個宣言，要求聯合國擴大他在維護方面的作用。在整個90年代當中，安理會授權進行的維和行動從八十年代的五項增加到四十二項。到目前為止，聯合國的維和人員已經達到8萬多，聯合國總部的秘書處工作人員才1萬，維和大大超過這個數。所以這段時期是聯合國歷史上的一個機遇期，美國也非常滿意。1991年沙漠風暴戰爭獲得成功之后，老布什興高采烈跑到參中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了一個講話，里面談到聯合國的時候他說了這么一段話：“現在我們可以預見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擺脫了冷戰束縛的聯合國，更有希望實現他創建者所賦予的歷史使命”，他的創建者就是羅斯福。他以為聯合國又可以成為美國的工具了。

在九十年代這十年里面，聯合國一個前所未有的創舉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就是五個常任理事國的磋商，過去由于五國意見不一致，所以沒法磋商，磋商就是吵架。剛才說了由于大的歷史背景的變化，在維護冷戰以后局面穩定上，五國基本一致，所以開始出現了五大國磋商。整個九十年代里面，安理會通過的絕大部分決議都是五個常任理事國關起門來進行磋商，最后達成一個版本，交給安理會十個非常任理事國，討論和通過的。對這個做法當然是大大提高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效率，但是十個非常任理事國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是提高了效率，憂的是他們處于二等公民。因為五國達成一致，本來五國是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出發點交叉妥協的結果，只要動它一個字兩個字有時候都很困難。所以這種時候非常任理事國很惱火，好像你們談好我們不能改，我們安理會成員國還有什么作用?，F在講聯合國改革，有很大的原因就是改掉這個，取消你們五個常任理事國的特權。但是應該說，聯合國這樣的好景不長，本世紀初小布什在沒有取得安理會的授權的情況下采取單方面行動入侵伊拉克，打破了聯合國的美夢，也粉碎人們對聯合國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想法和期待。這個事情的背景是這樣的：“9.11”以后美國國內新保守主義上來，主宰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再以維持穩定為中心的目標。而要想按照美國的形象來改造世界，特別是拿中東地區開刀。這就使原來五大國一致的基礎消失了。所以美國單方面對伊拉克開戰，不光是中小國家反對、中國、蘇聯反對，法國、德國也反對。所以當時磋商出現了一個情況，四個大國在一邊，美國、英國在一邊。

中國、俄羅斯、法國、德國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只有英國支持它。那么安理會里面多數國家也不支持它。所以美國本來想通過安理會的授權來進行這場戰爭，后來因為得不到安理會的多數就沒有把這個決議草案提到安理會去，自己單方面采取行動。認為按照以前已經通過的安理會決議已經有這個含義，你們有這個精神我只是來執行你們的精神，單方面來做。那么這場戰爭引起了雙方面的不滿，美國人民當初因為沒有安理會授權對聯合國不滿。而其它一些反對戰爭的國家，因為安理會沒有阻止這場戰爭也對聯合國感到失望。

我舉一個例子，當時我的辦公室主任是一個美國人。他休假到美國南部去旅游，回來的時候告訴我，他到美國南部去的時候不敢告訴人家，他是聯合國秘書處的工作人員。美國的南部地區比較右的老百姓對聯合國很不滿。美國為什么有這樣的一種心態呢？我覺得是因為美國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美國人是非常實用主義的，只有符合美國利益的事情他才干；另外一方面有一種使命感，認為我美國要在世界上替天行道的。所以凡是符合他的利益也必然符合其他人利益的。他認為我替聯合國、替世界上把薩達姆這個暴君鏟除，我是在替天行道，你聯合國為什么不支持，這樣的聯合國還要它有什么用。

反對美國這場戰爭的國家，本來曾經希望聯合國能夠牽制住美國。當時有一個漫畫，利用格列佛游記里面的說法：美國是一個巨人，中國、法國、俄羅斯還有很多國家，中小國家很多小羅羅把它釘起來，用繩子把它捆起來，使得它沒法行動，但是這個巨人還是掙脫繩索單方面采取行動，所以感到失望。

美國在此之后對聯合國一直持批評態度。首先剛才說到用“石油換糧食”的調查，來搞臭聯合國，搞臭聯合國秘書長，他的意思就是說，你聯合國本身是這樣一個腐敗的機構，你還有什么資格來評判我美國的行動，說我美國的行動是合法還是非法的。華爾街日報有一篇社論明白道出了美國的本意：我之所以要搞石油換糧食的調查就是把聯合國從國際道義的制高點上拉下來。

美國的保守派理論就提出要用一系列志愿者聯盟在各個問題上發揮作用，來取代聯合國的作用，讓聯合國邊緣化。當然還有更激進一些，提出建立所謂的民主國家聯盟，取代聯合國，有的甚至想提出來把聯合國趕出美國，這是歷史上第二次在美國輿論上出現的，這兩次美國詆毀或者要把聯合國趕出去，就反映了美國在不能操縱聯合國的時候它的心態是怎么樣。

　　總之從聯合國成立60多年的歷史來看，聯合國不是一經成立就永遠不變的。恰恰相反隨著成員國組成的變化，成員國之間相對力量的消長而變化。從這個角度來講，聯合國是一面鏡子，它反映了國際格局的變化，我也曾經講過我四次進聯合國工作，進的是四個不同的聯合國，也是這個意思。

從這次伊戰看今后的聯合國會是什么樣子呢？從好的方面來說，盡管美國是現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他使出全盤架數、威逼利誘也沒有在伊拉克問題上獲得安理會的授權，預示著美國想憑借自己唯一超級大國的實力地位恢復對聯合國的控制權、操縱權，已經是不可能的。在一超多強的時代，聯合國不會像五十年代那樣再次成為美國一家操縱的工具。這是從好的方面來說。從壞的方面來說，多強利用聯合國來牽制美國還是沒有擋住它一意孤行的行動。而且在以后的問題上，黎巴嫩問題上、伊朗問題上，法國和德國就和美國站在一邊。所以這四強的聯合也不是穩定的，從這些事情來看，將來聯合國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多強制約美國的工具。

這樣說起來，世界從兩極格局向多極格局轉變的漫長而充滿變數的過程中，力量對比始終不是平衡的。在這樣的歷史時期里面，聯合國如何定位，聯合國和美國的關系如何定位，將是一個難題。在討論聯合國改革的時候，巴基斯坦常駐聯合國的代表曾經說過，“世界需要這樣一個聯合國：它不光是反映不平衡國際力量對比的現實，它需要這樣一個聯合國，它應該成為一個改變不平衡的力量對比的主要工具”。巴基斯坦對聯合國這樣的期望能夠實現嗎？如何使得聯合國真正成為一個促進多極化進程的工具。這也是擺在國際社會面前的新課題，也是聯合國改革題中應有的爭議。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講到中國在聯合國的外交。

聯合國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么？對我們有什么用。我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不是單一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在聯合國外交是中國內政的對外延伸，是中國整體外交的組成部分，它是隨著聯合國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中國的發展而發展?；仡櫰饋砦蚁氪笾掠幸韵氯齻€階段：

　　第一個是七十年代。1971年恢復了代表權之后，相當一段時間里面，恐怕到三中全會，我們確定改革開放路線之后，十年左右的時間，我們一直把聯合國只看作是一個講堂，一個宣講中國的外交政策、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的舞臺。由于我們當時奉行是反對兩霸，側重打擊蘇修，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這樣總的外交路線。所以我們在國際社會上是獨樹一幟，唱這個調子的就是中國一家。

所以我們在聯合國大會里面的講話受到各方的重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特別是1974年4月10號鄧小平出席第六屆特別聯大，全面闡述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宣布中國屬于第三世界。這對中國在聯合國作用的定位應該說，管了我們中國聯合國外交相當一段時間。就是我們中國是第三世界一員，以這樣的身份在聯合國活動，發揮作用。我們采取這樣的政策，在聯合國里面應該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曲高和寡，有的時候我們的做法像孫悟空大鬧天宮，天不怕地不怕的。

那么從聯合國反映來看，我覺得并不是消極的。

首先我們采取這樣一個姿態，深受廣大第三世界的歡迎。他們雖然不講這樣一些話，但是他們覺得我們是講了他們想講不敢講的話，壯了他們的膽。

　　再一個我們唱這樣一些高調有沒有得罪美國等西方國家呢？也沒有。這從聯合國的做法里面看出來，聯合國大會里面有一個做法，凡是你講話以后，你批評哪個國家，那個國家就有權進行答辯。我們每次講話必批評兩個超級大國，但是美國從來不答辯。那么美國為什么不答辯呢？他后來告訴我們，我認為你們中國講話是放空炮。為什么說是空炮呢？第一他知道主要不是針對他，因為毛主席講過我們是聯合起來對付北極熊，不是針對他的，他是陪綁的。第二他知道我們講革命但不輸出革命，不搞對外擴張，不威脅他的實際利益。那個時候威脅他實際利益是蘇聯的擴張。

所以美國很實用主義，面子不在乎，你罵就罵吧，無所謂。真正在意是蘇聯，在中國恢復代表權之前，聯合國里面沒有人批評蘇聯，因為他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中國進去以后蘇聯就天天挨批，所以他就天天答辯，答辯給我們提供一個什么機會呢？練兵的機會，我們發言往往都是代表發言，發言以后代表有重要事情就走了，留我們這些剛剛進外交部的人坐在那里聽答辯，然后就即席回答。聯合國有一個好處不講輩分，只要你坐在中國這塊牌子后面誰都可以講，即使對方蘇聯講話的是大使，我這個小兵也可以回答他幾句。這是我們年輕外交官鍛煉即席反應的好課堂。

我曾經說過，這也是多邊外交第一基本功，要善于即席應對。后來對我做發言人也是有幫助的。當時我們對聯合國很多問題的討論，因為剛剛參加聯合國很多問題跟我們利益沒有關系，我們基本上沒有全面參與，對很多問題是超脫的。碰到投票的時候怎么辦呢？我們發明一個說法叫做不參加投票，人明明在場而不參加投票。開始我們第一次用這個詞的時候，人家很奇怪，人人明明在場參加討論怎么還說不參加呢？為什么我們用這個詞。聯合國原來投票有三個格式，贊成、反對、棄權。聯合國電子板上顯示出來也是這三個。所以不參加投票必須要口頭上說的。我們中國人有一個概念棄權就是放棄權利，我是主權國家我為什么要放棄權利呢？權利是不能放棄的，放棄了權利回國也不好交代，我們只是不參加投票，超脫而已。所以我們發明這個說法，不參加投票。后來別的國家發現這個不錯的，也有人效仿我們，成為聯合國表決方式里面的第四種方式，不參加投票。這是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國外交政策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調整，適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需要，我們開始奉行全面開放的外交政策。全面開放是什么意思呢？因為我們對發展中國家本來就開放了，所以全面開放就是對西方開放。從原來的反霸統一戰線轉變為全面開放，這是我們外交政策的一次大調整。適應我們外交戰略的重大調整，也適應聯合國里面從七十年代的對抗和斗爭轉變八十年代的對話和談判。我們在聯合國里面角色也發生轉變。從原來77國集團一起戰爭的斗士變成南北之間扮演橋梁作用的角色。當時聯合國里面一個中心協議就是全球談判，談判的雙方，一方面是77個集團，另一方面是歐盟和美國我們中國代表團在談判當中主要角色是積極尋找談判雙方共同利益的交匯點。然后把這個共同利益的交匯點用適當文字表達出來，提出所謂的折中案文，爭取雙方接受，從而推動談判的進程。

這個首先是我們國家利益所決定的，因為全球談判達成協議，無論從穩定石油供應和價格，還是從發展中國家取得金融貿易的更多發言權，對我們中國都是有利的。同時也是取決于我們當時比較好的地位，我們跟談判的主要雙方都能說上話。一方面我們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77國集團利益基本一致，而且有了七十年代，長達10年的共同斗爭的經歷，建立了良好的信任關系。另外一方面我們奉行全方位開放，與西方國家也開拓了良好關系。所以利用了這種能夠跟雙方都能說上話的獨特的地位發揮了橋梁的作用。雖然全球談判最終沒有達成協議，但是我們的建設性作用受到雙方的好評。作為參與這次活動的一員，我們從中也得到另一種多邊外交的基本功訓練。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訓練？就是在錯綜復雜的矛盾和不同利益當中怎么樣善于尋找共同利益的交匯點，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觀點，這也是多邊外交一個基本功。因為多邊外交需要在190多個成員國里面達成一致。所謂達成一致就是不會是原來的立場，必須妥協。誰能夠打造這個折中點誰的案文就得到較大的支持，這對我以后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工作也有幫助。

整個八十年代開始到九十年代初，隨著我們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開始全面參與聯合國的活動，就是不再把聯合國看成只是一個講堂，而是全面參加它的活動，特別是實現兩個突破：一個是接受聯合國援助，一個是參加維和。在這兩個問題上突破了老人家的兩句話：一句話是自力更生，一句話在海外沒有一兵一卒，我們接受聯合國的援助，就不再是自力更生，我們參加維和在國外就有我們的兵卒了。我們過去對維和一直持否定的態度。從朝鮮戰爭、剛果等一系列行動，認為維和是大國操縱小國的工具，大國干涉小國內政的工具。所以我們主張不參加，而且是拒交維和費用。聯合國的費用是分兩塊，正常的會費是成員國必須交的，欠費超過兩年你就沒有表決權。聯合國維和的費用是另外一個帳本，這個帳本五大國比例要高一點。我們一直拒交最后累計達到5000萬美元，然后90年起我們開始突破，這個錢當然不再交，和聯合國達成妥協方案，我們從此參加維和，這筆錢你們抹掉。聯合國當然希望我們參加維和，所以就抹掉這筆錢。

我們至今軍事觀察員、警察、工程兵、成建制的非戰斗部隊都已經派遣過，現在唯一沒有派遣就是成建制的戰斗部隊。累積已經了參加了十七項維和行為，人數達到7293個人，在聯合國里面排第13位。所以到現在為止，聯合國對中國不光是一個講堂而是國際合作的平臺。

第三階段就是九十年代，九十年代隨著聯合國的演變和中國開始融入國際社會。剛才開始我講到七十年代我們參加聯合國，進入國際社會，現在更深一層融入國際社會。隨著這個進程，九十年代我們在聯合國又經歷了一次角色的轉換，開始扮演雙重角色。一個角色我們繼續按照原來的定位，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屬于第三世界沒有變。而且前進一步，我們原來在77國集團外頭的，現在90年代我們參加77國集團。但是因為中國的塊頭太大，沒有因為中國參加77國集團就變成78國集團，而是用了一個模式叫做77國集團+中國。我們在聯合國大會里面主要是扮演發展中國家的角色。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參加了五常磋商，開始扮演大國的角色。我們原來對大國主導聯合國是否定的、批評的，現在改革了。所以參加五常磋商是我們在聯合國角色里面的又一個突破，當時我在聯合國當副代表，我們聯合國代表團的分工是這樣的，常駐代表負責安理會的工作，因為安理會的工作相當忙，要深入安理會的工作當中去，也很重要。而我是負責安理會以外的所有事情，但是結果是大部分時間也是在安理會里面度過的。為什么呢？因為安理會的會議太多，而且分三個層次，安理會正式會議、安理會非正式磋商、五常磋商。一次安理會正式會議之前先要五常磋商，再要安理會非正式磋商。所以平均一年當中起碼有五六百次會。所以常駐代表一個人應接不下來。

在五常磋商當中，我體會到五常當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氣氛。也跟上面說到的，它的背景是五常對維持冷戰以后穩定方面利益基本一致。在大的利益趨勢下，五常之間出現一個坦誠務實的關系。五常磋商盡量不把對方逼到死角，盡量不把對方逼到非否決不可。所以近幾年否決票很少。一件事情如果一次不能辦成，先做一半，一步一步來做，不是一下子做到最后階段。比如說伊拉克問題的決議，老布什90年對伊拉克動武的決議，美國也盡量修改，修改到中國可以不用否決權，不投反對票為止。我們中國就在此基礎上，發表一個聲明保留我們的立場，投了棄權票。這件事情既符合我們的原則立場，又為中美關系的改善開辟了道路，大家知道六四事件之后美國對中國一系列的制裁。其中有一條就是暫停高層互訪，這一票投完之后，我們錢副總理兼外長就到華盛頓去訪問，沖破了美國的制裁。。

再一個比如朝核問題，現在朝核問題是焦點，產生是在93年，93年朝鮮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開始搞核武器，美國要把這個問題提到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譴責朝鮮的決議。我們認為這樣做只會加劇朝核問題的復雜性，反對安理會通過譴責朝鮮的舉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和美國的立場是相背的，當時正好是李道豫大使離任，李肇星還沒有到位，我擔任代辦。在處理這個問題，多方還不能達成共識。美國從國務院派出高官跟我面談，想用胡蘿卜加大棒的辦法來壓迫我們接受他們這個，當然我們不接受。最后美國被迫接受我們的做法，安理會通過《主席聲明》，《主席聲明》是沒有約束力的。對朝鮮的問題表示關注。正是因為我們堅持了這樣的原則立場才有了以后的四方會談，現在又變成六方會談。因為一個問題一旦進入安理會，安理會的進程：第一是譴責第二步是制裁，第三步搞不好就動武了。所以朝核問題不能進入這個進程。這也是多邊外交中的一個課，五個常任理事國既有互相妥協的關系，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要堅持原則——斗而不破。

當然五常之間好的工作關系在個人之間表現出來，那個時候奧爾布萊特美國的常駐代表，有一次就波黑問題，在安理會磋商休會的時候，他跑來找我，問我在波黑幾個問題上中國是什么立場。我說完后他說他很遺憾，美國的立場跟中國的立場全部相反，講完以后他笑一笑就走了，也沒有關系。五常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幾乎天天在一起開會工作，所以互相之間有了解，對每個人的個性有所了解。當時的英國常駐代表曾經對李道豫大使和我個人做了一個鑒定，對李道豫的鑒定叫做“強硬但是能合作”，對我做的鑒定是“溫和但是堅定”。

我第四次到聯合國工作就是剛才介紹的，到聯合國秘書處工作。這次工作實際上當管家，學的是管理。我是學習怎么去管理，學的是管理學，當然回來以后沒有用了?，F在我在多邊外交大課堂里面的學習告一段落。但是中國和聯合國的多邊外交并沒有結束，以后的路還長。

回顧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在聯合國多邊外交已經發展到全面參與，積極應對這樣的程度?？梢哉f聯合國討論的所有問題，開展的所有活動，當中都會或多或少聽到中國的聲音，看到中國的足跡，但是總的來說我認為我們的參與還處在應對的階段，雖然是積極應對、靈活應對但畢竟還是應對，還不是主動利用聯合國。

舉一個例子來說，聯合國大會每年有170多個議題，里面有一個議題是中國提出的嗎？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每月審議二三十地方的沖突有哪個沖突的決議是中國提出的嗎？也沒有。為什么沒有？是中國多邊外交不積極？不是。因為每個議題、每個地區沖突的背后都有主要當事國。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問題的主要當事國。這應該說是一種相當舒服得、超然的處境。但是以后這種情況還會持續嗎？我說往前看十年二十年，這種情況會變，因為以前我們是一個在海外沒有直接利益國家，但是隨著我們融入國際社會，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特別是隨著我們走出去的方針，我們已經從一個在海外沒有實際利益的國家，變成一個在海外有實際利益的國家。我們就需要通過外交來保護我們在海外投資經商人員的人生安全和他們的經濟利益。這樣做的時候手段是多樣的，但是聯合國不失為是一項好的工具。因為什么呢？合法性。兩次伊拉克戰爭表現出了，通過聯合國搞，你的合法性就不太容易受到質疑。你撇開聯合國，你這個行動的合法性就容易受到質疑。將來我們就需要考慮什么情況下需要聯合國來包裝我們一些行為。這方面我們已經開始面臨一些挑戰，面臨一些矛盾。我想有三個方面的矛盾和挑戰：

一個矛盾是實際利益和外交形象的矛盾。

一個是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矛盾。

第三個是已經涉足的現實和不干涉內政的理念的矛盾。

先講第一個：實際利益和外交形象的矛盾。最明顯表現在蘇丹問題上，因為蘇丹達爾富爾問題我們受到輿論上不少批評和譴責。認為我們為了石油利益不敢對蘇丹政權施加壓力，對他進行制裁。這里就面臨我們怎么樣妥善處理，不能因為外交形象而損失實際利益，但也不能因為實際利益而損害外交形象。到現在為止蘇丹問題處理基本還可以，可能借蘇丹問題反華的浪潮會小一點，奧運會受到的沖擊可能也會小一點。但是這類矛盾不會消失，什么原因呢？為什么人家老說，中國去投資的地方，老是這樣一些地方，不是內部有沖突，就是爭奪政權、就是人權問題，就是腐敗，或者是軍政權，為什么你老去這些地方嗎？我回答是，首先我們不是老去這些地方。第二，我們別無選擇，一些穩定地方、好的地方早被西方國家占領我們進不去了，我們作為后來者只有這些地方。

第二個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矛盾。我們現在不能因為他有沖突有動亂我們就不進去，這是對的，沒有眼前利益就沒有長遠利益。但是我們進去就安心了，就可以了？我覺得不能這么看。你進去了，是跟當權派達成協議，他批你這個地，他批給你這個油田，但是一旦他們政權變了，你得到的東西保險嗎？所以要考慮到我們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結合。也就是說這個國家只有實現了穩定，實現了民族和解，我們在這個國家里才有真正的長遠利益的保障。這就涉及到第三個問題。

我國外交政策基本原則不干涉內政?，F在我們腳已經插足到這樣一些地區，我們認為還是不干涉內政。但是當地反政府力量并不認為你不干涉內政，他認為你已經站在當權派一邊，你和當權派已經達成協議，產生的經濟利益，到不了反政府武裝的手里，才會出現一些反政府武裝綁架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例子。所以我們不干涉內政的理念已經受到了考驗。我想今后十年、二十年，這樣一些國家，就是我們有經濟利益的國家能不能實現民族和諧，取得政治穩定已經不只是這個國家自己的問題，也與我們利益有關。到那個時候，我們的利益要求我們推動這些國家實現民族和諧，取得長遠的政治穩定，使我們外交不干涉內政的理念有新的發展。聯合國確實為此提供了最好、最合法的平臺。

我提出這個問題供大家討論參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