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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在廣西政協的演講--聯合國和中國的多邊外交

      發布時間: 201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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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能在回國不久能應廣西政協主席的邀請來到廣西與諸位見面交流。正像剛才徐副主席說的那樣,我的外交工作當中除了六年(作為外交部發言人、部長助理和駐日本大使)以外,其他時間都是和聯合國打交道的,所以我要講的題目就是講講我與聯合國的交道、聯合國和中國的多邊外交。這個題目我回國以后曾經講過一次,在我的母校復旦大學。今天我按“同心講座的要求”作了重新調整,主要從自己的經歷出發講講。就是在聯合國這個大課堂里頭,我經歷了一些什么、學到一些什么、有一些什么體會,從這個角度給大家匯報匯報。

      說起來,我跟聯合國的確還是有緣分的。從兩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來,一件事情就是大學畢業以后分配工作,我跟馬慶生主席一樣是復旦大學的校友,1964年我從復旦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畢業的時候,我本人并不想到外交部工作。我大學畢業的時候還不是共青團員,也不關心政治,所以腦子里沒有到外交部工作、到政府部門工作的想法。我就想搞搞學問,想什么呢?首先我是想考研究生,那個時候北大有位老教授叫朱光潛,是研究西方美學的,我就是報考了他的研究生,研究西方美學,這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有個英文的對外廣播(radio  peeking),我們學英文的,那時候天天聽這個,我挺佩服里頭幾個播音員,聲音很好聽,第二個志愿是考這個。但不管我怎么努力,這兩項目標、愿望都沒有能夠實現,最后還是把我分配到外交部了,后來我知道,這不是我考得不好,而是內定了要我到外交部的,所以我怎么撲騰,也跳不出這個“如來佛”的手掌。

      到了外交部怎么安排呢?到了外交部并沒有讓我們到部里去工作,把我和同時招的二、三十名全國各個外語院校的畢業生送到了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在叫北京外國語大學)去進修,那時候叫翻譯班。加上63屆的和65屆的學生,實際上一共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翻譯班進修的差不多八、九十人,近一百人。那么為什么外交部把我們這么一批人招去以后,不到外交部工作,放在那里呢?后來我們知道了,當時就是估計中國快要進聯合國了,把這些人招來儲備,準備一旦進聯合國派用處。為什么當時外交部會有這么個考慮呢?因為聯合國力量對比開始發生變化了,自從60年代初開始,一大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原來的殖民地取得了獨立,參加了聯合國,慢慢改變了聯合國里頭的力量對比。同時60年代的時候中法建交,中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關系也有所打開。所以,中國參加聯合國,用我們的政策性語言來說,是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益,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所以我們就被儲備在那里?,F在看來,儲備在那里的近100個學生當中,后來真正進聯合國的,我數了數也就是5個人,5個人里頭你們知道的,可能有兩位。一位是吳建明,他是1971年恢復代表權以后就去聯合國了,兩次到聯合國工作,后來擔任駐法國大使,現在是外交學院的院長。還有一位就是李肇星,他到聯合國工作了一次,就是當駐美大使之前,擔任聯合國的常駐代表,后來擔任我們的外交部長。然后還有我一位,另外還有兩位。所以要說緣分,首先一個緣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到聯合國去一樣,隨便我怎么奮斗,離不開這個。

      到了外交部翻譯班學習以后,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后來到牛田羊軍墾農場一年半,江西干校一年半。到1971年,我們這批人又陸續調回外交部。1971年初,上級發個調令讓我回外交部,到哪里工作呢?到外交學會工作,當時我正好在擔任清查“5·16”專案組的副組長,正在關鍵時候,走不開。怎么辦呢?江西干校的校領導就說:“李肇星同志先回去吧。”結果李肇星就頂替了我,到了外交學會工作。等我做完 “5·16”的調查,外交學會的工作已經沒有了。后來安排到哪里去呢?就安排在歐美司,那時候國際司已經取消了,歐美司的國際組管聯合國。要不是我搞“5·16”專案,我跟李肇星同志就不會有這個交叉,我不敢說我就當外交部長了(笑),但是我敢說我后來的發展就不是這樣的道路。所以這兩次偶然的機會似乎注定了我今后要做聯合國的工作。

      這十幾年的聯合國工作,我有一些什么感受、學到了一些什么東西呢?首先,從我到歐美司國際組說起,當時給我分配的第一項工作是,1971年的下半年,聯合國大會快要召開了,叫我計票,估算一下那年中國恢復代表權的提案,叫“兩阿”提案能得多少票。那是阿爾及利亞、阿爾巴尼亞兩個國家共同發起的一個提案。美國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提案反制 “兩阿”提案。要我估計一下票數,美國的提案通得過或者通不過,我們的提案通得過或者通不過。我憑什么來估計呢?我就憑各個使館報回來的情況,跟報上透露的情況來統計,按照我統計出來的票數,那年我們打敗美國重要問題提案的票數剛剛超過過半數,能夠打敗美國的提案,取得勝利。我看到這個消息當然很激動,馬上拿去找我們的領導:“快,往上報這個好消息。”我們的領導說:“小伙子,沉住氣,要留有余地。”他調了一下,按照他調整之后,投票的情況可能勢均力敵,我們取勝的可能很大。但是,美國阻撓也不能排除。這就是我到外交部在聯合國上的第一課,這個課叫做什么名稱呢?我自己把它叫做“留有余地”。以后我學了這一點,就是:“講話要留有余地,辦事要掌握分寸。”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后來越來越體會到了,就是人家口頭答應你的,到時候能不能兌現?兌現的時候才能做數。特別是聯合國,投票的時候,秘密投票更不用說了,投了誰的票事后都不知道的。即使公開投票,到時候有人上廁所了找不到這個人,當然你這一票就沒有了。關鍵的時候一票、兩票就可以決定勝負,所以留有余地還很有必要的。所以這是我到聯合國工作上的第一課,叫做“留有余地”。對我以后的辦事風格、外交風格還是有很大影響的。我們外交部執行外交政策,中央的外交政策維護國家利益,大家都是很堅定的,但是每個外交干部也都有各自不同的風格,我的風格比較傾向于這方面:“留有余地,掌握分寸”。

      我上的第二課,就是那年(1971年),美國的提案果然被打敗了?;謴椭袊頇嗟?ldquo;兩阿”提案通過了,我們所有搞聯合國工作的人都非常振奮。終于我們要進去了,外交部領導覺得這樣重要的問題,中國進不進去?不能由外交部來定,要由中央、毛主席、周總理來定,這又給我上了一課,叫做“外交無小事”。當然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小事。那個時候還是文化大革命,去到底符合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為什么這個問題會出現呢?因為過去25年,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之下,聯合國成立的時候是51個成員國,絕大部分是美國西方國家和他們的追隨者,他們掌握了聯合國的多數,所以干了幾件事情,一個就是把中國拒之門外達25年之久,一個是發動了朝鮮戰爭,并且通過聯合國大會通過一個決議,誣蔑中國和朝鮮是侵略者。那么,是不是通過了恢復代表權決議我們就這么進去了?不要求他取消這個決議呢?當初我們對聯合國是持批判態度的,1956年的時候,印尼總統蘇加諾提出來一個主張,要另列聯合國,我們發表了一個外交部聲明,題目叫做“敢于摸老虎屁股”,對蘇加諾的提法表示了肯定。蘇加諾“敢于摸老虎屁股”。這原話我查了一下:“有人說,聯合國不得了,是個老虎摸不得,蘇加諾總統就是摸了這個老虎的屁股。他做得好,有助于破除對聯合國的迷信。”

      我們原來是主張要破除對聯合國的迷信,要另立聯合國,現在提案一通過我們就進去了,這是不是符合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這個事情還得由中央來定,后來毛主席、周總理英明決策,我們不能辜負世界上絕大多數友好國家和人民對中國的支持,應該進去。而且中央領導很重視,親自選派了第一批去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團的組成,由喬冠華擔任團長,周總理率領了政治局的領導到機場去送行。從此,中國和聯合國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從這個角度講,1971年《恢復中國代表團決議》的通過,不光是中國和聯合國關系的一個轉折點,也是聯合國里頭力量對比的一個轉折點,某種意義上也是聯合國性質的一個轉折點,它標志著第三世界已經成為聯合國的多數,美國一家操縱聯合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中國代表權決議的通過也是對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極大鼓舞,在這個推動之下,在整個70年代第三世界高舉反帝、反殖旗幟,通過聯合國大會里頭掌握的多數,通過了一系列的決議,維護了他們的權益。里頭最著名的一個決議,就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當時我參加了這場斗爭,這場斗爭很艱苦,因為它的基本出發點是要否定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確立的國際經濟秩序,否定《關貿總協定》、貨幣基金、世界銀行這一套游戲規則,另列一個公正的、對第三世界更有利的、第三世界有更大發言權的游戲規則。在這場斗爭當中,我們中國代表團是跟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起的,我們一起提出了一個高的方案,經過艱苦的談判以后,達成了一個折中案文,正在準備附表決的時候,美國、德國,還有一個第三國家,可能是日本,我記得不確切了,說:“不行,這個方案雖然吸收了我們好多意見,體現了折中妥協的精神,但是在幾個關鍵問題上還沒有滿足我們的要求,如果要通過這個提案的話,我們要求投票表決。并且對有些段落要投反對票。”大家知道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雖然沒有約束力,但是它有道義力量,如果有的國家投了反對票,這就為他拒絕執行這個決議提供了借口,也削弱了所通過的宣言和行動綱領的道義力量,所以我們同一些發展中國家一起商量,這種情況不能讓它出現,針對這三個西方國家的態度,我們提對案,即如果要投票表決,我們就回到原始案文,拿高方案來投票,我們這個主張一提出來,美國一些國家就軟下來了,因為這高方案里頭有很多強的措施,包括國有化等等一系列的內容,結果妥協方案,未經表決協商一致通過。這是聯合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打破舊秩序、建立新秩序為宗旨的一個歷史性的文件。整個70年代是第三世界在聯合國團結戰斗凝聚力最高、戰斗力最強的一段時間。所以,美國常駐代表曾經在一次聯合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這樣一次言論:“美國已經失去了聯合國的多數,第三世界已經操縱了聯合國的多數,利用了這個多數不聽我們少數的意見,實行多數的暴政。”他用了多數的暴政這樣一個詞。

      我第一次派到聯合國工作是1972年。當時主要任務還是給老同志做翻譯。分配給我的任務是給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陳楚大使(后來當了日本大使,后來當了國務院外辦主任)當翻譯。陳大使不懂英文,但是中文“呱呱叫”,原來是辦報出身的。給他當翻譯難度相當大,我干得很艱苦。說起來很奇怪,我是復旦大學英文系念了五年,英文底子語法和發音還是相當過硬的,后來又到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練會話,英語會話。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是能夠勝任翻譯工作的,但是我做不了,什么道理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兩年,到牛田羊軍墾農場勞動一年半。 到了江西干校,再一年半,加起來相當于五年時間沒有接觸外語。語言這個東西是個活的東西,你用它,它就熟,不用它,不管你以前學得多好,就沒了。所以我到聯合國以后第一項要學的事情就是學語言,怎么學呢?向誰學呢?向電視學。我們中國常駐代表團駐地是個旅館,條件不大好,但是有一個好處,每個房間有一部電視機,電視有個好處,就是二十四小時有電影,也有其他新聞節目,我就利用了這個,其他人看電視是翹著二郎腿,我看電視時搬個桌子放在我的前面,拿個本子,記它的詞匯,記它的短語,學它的文字,還學它的腔調。這么苦練了五年,我覺得我的英語不僅是恢復了,而且某些方面還有所長進,長進在什么地方呢?腔調。因為我們不少在中國學外文的人,腔調方面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腔,這個不可避免的。另外一個是我們在學的時候用的教材比較老,看的是狄根斯的書,所以用的是十九世紀的語言,跟現代的語言腔調都不一樣的。美國的電視是最現代的,所以這五年的艱苦奮斗付出的代價還是有收獲的,使得我語言的腔調也比較接近現代美國人,聯合國里頭講的語言。這一課對我以后的工作,特別是后來到聯合國秘書處工作,還是很有幫助的。

        70年代我們在聯合國里頭的工作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70年代我們主要把聯合國看作一個講壇,利用聯合國這個講壇宣傳我們的外交思想、外交路線,記得特別是講了一個三個世界的理論,講了一個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兩霸”側重反對蘇修。這個在聯合國是獨樹一幟,就我們中國一家是這樣一個“調子”。會不會“曲高和寡,樹敵過多呢?”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不是這樣,首先我們講話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擁護,每次我們發言以后,他們是長時間熱烈鼓掌,為什么?他們底下告訴我們說:“中國說出了我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這是一個方面,我們發展和鞏固了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戰斗友誼。另外一個方面,我們是不是得罪了美蘇呢?得罪了蘇聯,但是沒有得罪美國。為什么沒有得罪美國呢?從當時的反應就看出來了,每次我們講完話以后,蘇聯總是要答辯的。美國從不答辯我們,為什么他能做到這樣呢?他們后來也告訴我們,他心理有底,尼克松訪華的時候,毛主席跟他談了,聯合起來對付“北極熊”,所以他們知道我們講的是革命的道理,但是不革命。所以他內部用了一句話,叫做“放空炮”,中國人講話是“放空炮”,聽聽就算了,不要緊的。聯合國里頭有一個好處,不像雙邊外交那樣講究對等,比如蘇聯如果是大使來發言,我要回答他,如果是雙邊的話,我也必須是大使來回答他。聯合國里頭只要你坐在中國這個牌子后面,不管你是“阿狗”、“阿貓”,都可以代表中國講話。有時我們的代表講完話走了,結果蘇聯答辯了,像我們這樣很低級的外交官也輪到有機會去進行反答辯。我第一次答辯的時候戰戰兢兢,基本上就是把我們代表原來講過的話換個說法重復一遍,但是經過這么幾次以后練出來了。我后來曾經跟人家說,聯合國有一個好處,是培養和訓練低級外交官的場所。所以我覺得在聯合國,怎么樣臨場應對即席答辯,這個基本功對于搞外交工作是很有用的,對于我以后做發言人,更為受益。

      我第二次到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是80年代了。80年代的聯合國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從總體上來說,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兩條線交叉,一個是南北之間的對抗,一個是東西方之間的對抗,兩條線在聯合國里頭交織在一起,70年代這個交織主要表現為斗爭的一段,到80年代主要表現為美蘇之間搞緩和,第三世界和西方國家之間搞全球談判,所以80年代,在聯合國是個對話和談判的氣氛。

      當時我在代表團分工是管經濟,正好就是負責這個全球談判。所謂全球談判是一個什么概念呢?那就是經過兩次石油危機之后,西方國家發現自己也有一個軟肋,那就是依賴于石油輸出國的石油供應和穩定的石油價格,所以他們想通過某種方式的談判,來使得石油輸出國組織在這方面作出承諾,保證石油的供應,穩定石油的價格。發展中國家則想利用這個石油牌來壓發達國家在援助方面,在金融體制改革方面作出讓步,讓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銀行貨幣基金等機構有更多的發言權,能夠獲得更多的實際利益。這應該說是一個大的交易,談判持續了相當長時間。我到聯合國三年時間,基本上就做了這一件事情,就是全球談判。對這個全球談判,中國的地位和作用跟70年代不一樣了,我們發揮了一個橋梁作用。什么叫橋梁作用呢?就是由于77國集團和西方國家都希望能夠做成這個大交易,就需要有人出來幫助他們雙方搭橋。那么中國當時正好處于一個跟雙方都說得上話的地位。由于長期以來我們跟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共同斗爭,我們取得了77國集團的信任,而且我們的根本利益跟77國集團的發展中國家是一致的,所以他們知道我們不會出賣他們的利益。同時我們國內也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了,所謂改革開放主要也是面對西方國家的,跟西方國家關系也有比較大的改善。所以西方國家也相信我們所提出來的一些東西會兼顧到各方的利益。當時我們在談判第一線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尋找雙方利益的交匯點,通過一定的文字把雙方利益的交匯點表達出來,作為妥協方案提出來,爭取被各方接受。在這這場斗爭當中我們多次發揮了這樣的橋梁作用,得到了各方的好評。雖然最后全球談判沒有成功,但是中國的建設性作用在聯合國得到了公認。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自己也得到鍛煉,或者說上了一課,可以算是第五課了,就是搞外交要善于在不同的利益集團、不同利益國家之間找到他們的共同點,找到利益的交匯點,找到妥協方案把各方面攏在一起。這個基本功對后來我在聯合國秘書處工作特別有用。聯合國秘書處不是一支獨立的力量,它是要把所有聯合國成員國攏在一起、團結在一起才能夠發揮作用。

      我第三次去聯合國工作,那是90年代,那時候聯合國又變了個樣子,所以我曾經說過,我四次去的聯合國不是一個聯合國,是四個不同的聯合國。德國有位哲學家曾經說過:“一個人不可能幾次跨過同一條河流。”那么聯合國也是這么一條河流,它反映國際形勢的變化,反映國際格局的變化。所以我四次去聯合國的確感到聯合國在變,第一次70年代是南北對抗,是斗爭的聯合國;80年代是對話的聯合國;90年代是安理會恢復作用,維和成為聯合國中心這樣一個年代。在冷戰時期,由于美蘇互相對對方的提案行使否決權,使得安理會陷于癱瘓,幾乎不開會。90年代,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安理會開始恢復活力。與此同時由于原來兩個超級大國競爭,掩蓋下的一些矛盾爆發出來了,在前蘇聯地區、前南地區、非洲等一系列地區沖突爆發出來,需要聯合國來發揮作用。所以90年代聯合國的特點是,安理會成為聯合國的中心。維和成為聯合國的“重頭戲”。人們曾認為,90年代是聯合國的黃金時代。

      我這里有這么一個數字,1992年,聯合國召開了歷史上第一次安理會的首腦會議,我們是李鵬總理出席的。到現在為止,安理會歷史上就開過這么一次首腦會議。這個首腦會議通過了一個宣言——《擴大聯合國維和行動》。整個90年代,在這個首腦會議的推動之下、授權之下,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從80年代的5個增加到42個,維和人員現在達到8萬人,比聯合國總部1萬人多好多倍,兩年的維和經費達到90多億美元,也比聯合國正常預算的會費多一倍多。當我去聯合國工作正好碰上聯合國這樣一個機遇期。按照聯合國秘書處里頭一個高官的說法:“90年代,聯合國被容許做冷戰時候不讓做的任何事情,而且不僅如此,現在人們還乞求聯合國來做這些事情。”我到了聯合國的時候,正代表先是李道豫,后來是李肇星。不管是李道豫當正代表也罷,李肇星當正代表也罷,我作為副代表的分工就是,管安理會以外的所有問題,這樣能夠讓正代表騰出手來集中精力把安理會搞好。但是結果,我的絕大部分時間也是在安理會里頭渡過的,到其他委員會就是念念發言稿,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安理會的會議實在太多了,李道豫也罷,李肇星也罷,一個人應付不過來。這里也有個數字,1994年一年當中,安理會一共舉行了165次正式會議。而安理會每舉行一次正式會議事先要舉行好多非正式會議來進行磋商,為正式會議準備文件。為了準備這165次正式會議,安理會舉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而為了這273次非正式磋商,5個常任理事國又舉行了至少也是270多次5常之間的磋商,這三個數字加在一起,一年365天每天至少要開兩場會議。當然,成績也是大的,1994年一年當中,安理會通過了77項決議,82項主席聲明。正是因為這樣,我作為副代表,實際上大部分時間也是在安理會渡過的。特別是周末,我們在代表團駐地附近的中央公園散步的時候,代表團就有秘書跑過來了:“不行,不行,安理會有緊急會議,你馬上去吧。”什么會議呢?就是聯合國有好多維和部隊在各個地方,哪個部隊有維和行動,就會有死人,哪里一打槍,一死人,安理會就要開會,要通過主席聲明,要表明態度,所以經常周末也不得安寧。這段時間,整個90年代,中國在聯合國,發揮的是雙重作用。一方面,我們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跟發展中國家一起在聯合國大會發揮作用,9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新的模式,叫做“77國+中國”,那是巴基斯坦擔任77國集團主席國的時候通過一項決定,邀請中國參加77國集團的會議。但是由于中國塊頭太大了,不能夠因為中國的參加就把77國集團變成78國集團。只能說77國集團加中國,實際上77國集團也不是77國了。它在1964年開貿發會議成立的時候是77個國家,后來已經發展到100多個國家。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發揮作用,主要是聯合國大會。另外一個,我們第一次作為大國發揮作用,參加了五常的磋商,作為常任理事國活動,這個活動有助于提高我們的大國地位和影響力。當然也有一些批評的意見,覺得五常操縱了安理會,因為一些重要的決議往往都是五常任理事國談妥了,再把這個案文提交到安理會全體成員討論,其他十個非常任理事國說我們是處在二等公民的地位。中國參加五常磋商,發揮大國作用是中國聯合國外交的又一次突破。

      中國參加聯合國以后有幾次大的突破。我們剛參加聯合國時,是把聯合國作為一個講壇來看待的。80年代我們就開始比較全面的參與聯合國了,80年代的時候我們有兩項突破,這兩項突破都是針對毛主席老人家的,毛主席說過我們是自力更生,我們在國外沒有一兵一卒。80年代的首先一項突破就是接受聯合國的援助。80年代底90年代初,另外一項突破就是參加維和。過去我們認為聯合國的維和是西方操縱的,是大國干預發展中國家內政的一個工具,所以我們不光不參加維和,還拒交維和的費用。聯合國的費用分兩部分,正常預算是一種分攤方式,維和的費用是另外一種分攤的方式,分開兩筆帳的,正常預算作為聯合國的成員國是必須交的,我們也交,維和的費用我們以前一直是拒交的。到80年代底,我們一共欠了聯合國的維和費用達到5000多萬,然后到了1990年,我們對此進行了調整,是楊尚昆主席親自拍板的,因為中央各個部門對于要不要參加維和還有不同意見,后來楊主席拍板決定應該去。從1990年開始,我們開始參加聯合國的維和。從開始的時候派軍事觀察員到后來派警察,派成建制的工程兵?,F在除了成建制的戰斗部隊以外,我們都派了。那么一共累計參加了17項聯合國的維和行動,總數達到7293個人,犧牲了8位。在聯合國里頭,現在我們排在第13位,對維和貢獻最大的國家排下來我們是第13位,五常里頭現在我們是老大。過去有一段時間,美國、英國、法國是維和的主力軍。但是后來隨著美國索馬里碰壁了,還有在科索沃前南地區,也遭受挫折,西方國家出現了一個所謂維和的疲倦癥,他們不派或少派了,所以我們就排在13,在五大國里頭我們是老大了。

      在90年代當中,我們還利用聯合國的舞臺打開了和西方國家的關系。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布什對伊拉克發動的戰爭。伊拉克在1989年入侵科威特,占領了科威特,這當然是非正義的,聯合國決議要恢復科威特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是誰去恢復它呢?毛主席老人家說過:“掃帚不到,灰塵照例自己不會跑掉。”薩達姆是不會主動撤軍的,所以聯合國又通過美國發起的決議,授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伊拉克動武。對這個決議中國是比較為難的,我們碰到兩條相矛盾的原則,一條原則就是說,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非法的、不正義的,恢復科威特的領土主權完整是正義的,應該予以支持。

      第二條原則,我們不贊成通過戰爭手段解決問題,主張和平手段解決問題,這兩條原則在這里發生沖突了。坦白說,如果真正按照和平手段解決分歧的話,這個分歧到現在還解決不了呢。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么。問題是這個“掃帚”不是中國“掃帚”,是美國“掃帚”啊,我們對“美國掃帚”曾經有過體會的,能不能同意“美國掃帚”去掃呢?所以衡量利弊,中國投了棄權票,對中國這個棄權票,美國是非常非常感謝,由于中國沒有否決嘛,美國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對伊拉克動武了。這個棄權票投了以后,美國開始解除1964之后對中美之間高層互訪凍結的禁令,錢副總理就去訪問了美國。所以這是一次通過多邊推動雙邊的特例。這個事情國內也有不同意見,有些同志還把李道豫大使稱為“棄權大使”。

      這段時間里我作為副代表,大部分時間也在安理會里度過。其中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兩位正代表交接的時候,李道豫大使已經離任到華盛頓擔任駐美大使,李肇星還在國內。還沒有上任。這中間有兩個月我當臨時代辦。正在這個時候,第一次朝核危機出現了,美國要把這個問題提到聯合國來對朝鮮施壓,我們的方針就是不贊成把朝鮮問題提到聯合國來,認為這樣做只會增加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和平解決朝核問題更加困難。為什么這樣說?因為安理會是聯合國憲章授權唯一可以采取強制性行動的一個機制,好多問題一旦提到安理會,進入它的程序,就會像乘自動電梯一樣,直線上升的。先是發表一個主席聲明,然后是通過決議,加以譴責、以至制裁、最后走向動武,所以進入這個軌道對于我們和平解決朝核問題是不利的。所以我在前方主持這個工作的時候就是守住這條線,第一,不贊成安理會開正式會議討論這個問題,第二不贊成通過正式的決議。頂得非常厲害,中國一家來頂。美國就從國內派了一個相當于現在希爾角色的助理國務卿幫辦,叫卡羅奇從華盛頓專門過來,跟我談。談得很辛苦,談了整整一個上午,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后他拿出“大棒”來,如果你中國不讓步,明年最惠國待遇就沒有了,你還要不要你的最惠國待遇?當然我們不能示弱,首先我們說明,我們在朝核問題上采取的立場,不光是對中國有利,對朝鮮半島的非核化有利,歸根到底也是對美國有利的。其次,說到最惠國待遇,這個是互惠的東西,你如果取消最惠國待遇,受損害的不光是中國一家,也包括美國人民。結果他從我那沒有得到任何東西回去了,后來還是他讓步,接受了我們的方案,安理會不開正式會議,僅由安理會發表主席聲明對朝核表示關注。搞外交要是這樣,在一些根本問題上,不管你面臨多大的壓力,必須堅持,堅持到最后只要你是有理的,對方是會讓步的。

      后來我跟朝核問題還打過一些交道,在我擔任部長助理的時候,擔任中方代表參加了朝核問題“四方會談”,現在發展成“六方會談”了,我想離開主題講講這“六方會談”和“四方會談”。 “四方會談”的時候我們的感覺是,朝鮮想用核模糊(我用了這個詞,叫“核模糊”)來釣美國這條“魚”,推動改善朝美關系,從美國取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實際利益。所以當時我們采取的措施是盡量要把美朝拉到一起去,要讓他們找到共同點來解決這個問題。作為中方代表我曾經提過兩項,一是會議在什么地方召開,用什么形式召開,議程是哪些?要照顧到各方的“舒服度”,這個朝鮮能接受,美國的代表聽了以后說這個詞選得好。還有一件是在日內瓦談判的時候,為了把美朝雙方弄到一起去,那個時候美朝還不愿意直接談判。我們就搞了一次參觀瑞士的活動,瑞士的奶牛業很發達,奶酪也做得很好。在東道國安排之下,我們專門安排了一輛車,把所有談判代表拉到郊區去參觀一個做奶酪的農場。在車上,我把韓國的代表拉住,我跟他談。把美朝代表留在車的一個角落,不得不進行近距離交流。那次一路上一個多小時,來回兩個小時,美朝代表找到了妥協點,大家很高興的回到日內瓦。大家以為這次成功了,結果朝鮮回去一請示,國內不同意,撤了。于是才有后來的“六方會談”,現在的“六方會談”情況更復雜。用美國談判代表昨天講的話來說,他用了兩個非常:非常非常復雜。

      下一步的問題是什么呢?朝核問題始終認為是朝美矛盾,那下個問題的關鍵是要朝鮮放棄核武器。朝鮮走到這一步,他的“核模糊”已經沒有了,朝鮮方面的看法也可能跟“四方會談”的時候不太一樣,有發展、有變化。有兩點發展變化。一點發展變化關鍵在美國,就是小布什上臺以后,宣布了所謂“邪惡軸心”,把朝鮮、伊拉克、伊朗三個國家定為邪惡的軸心。宣布了可以先發制人,并且在伊拉克付諸行動。伊拉克的失敗使得朝鮮領導人會感到,如果伊拉克不是假的有核武器,而是真的有核武器,美國說不定就不敢動。所以,是美國布什的政策,迫使朝鮮在去年進行了核試驗。在這種情況下,朝鮮已經走到這一步,已經宣布自己有核武器,已經宣布自己是一個核武器國家,要一直退,退到完全無核。美國能付出多高代價?朝鮮是不是會在一定的代價面前退到這一步,我覺得這個復雜性的確是非常非常復雜。

      新世紀,我第四次去聯合國。這次我去聯合國是經歷了一次角色的雙重轉換。一重轉換是從中國的外交官變成國際職員,過去不管是當聯合國的代表、當發言人、駐日本大使,都是執行中國的外交政策,宣傳中國的外交政策,爭取國際上的支持,使得我們的改革開放有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到聯合國秘書處,我們都宣誓不再接受本國政府的指示,是按照聯合國的憲章、按照聯合國秘書長的指示來行使,這是第一層角色轉換,第二層角色轉換,原來不管我在哪個單位工作,都是搞政策性工作,在聯合國秘書處我管的那個部門叫做聯合國大會和會議管理部,這個部門雖然是秘書處里最大的一個部,有1200多人,但是能見度最高,政策敏感性弱。所謂能見度最高,每次開聯合國大會都會看到我高高在上的坐在臺上,主席臺上三個人,中間是大會主席,右手是聯合國秘書長,左手就是我。我的一項任務就是給大會主席當參謀,每次會議之前為他準備腹稿,準備應對各種情況。如果現場出現特變的事情,臨時向他提建議,保證大會主席能夠順利主持會議。更大一項任務就是管好會議服務,我1200多個人大部分都是會議服務人員,筆譯、口譯、打字員、編輯、印刷、出版這一套。我上任沒有幾個月,我部門管財務的司長拿了一個表給我看,財政赤字,連續四年虧損3800萬美元,那我就要去找另外一個管財務的副秘書長,那是個美國人,問他要錢。問美國人要錢那是要受氣的,他沒有給我好臉色看,然后到成員國的會議上,美國、德國這樣一些出錢多的大國就紛紛的批評。所以我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怎么辦?就要找為什么會造成赤字的原因。在此后五年所做的事情就是找出造成虧損的原因,并且解決它。經過調查研究發現,問題所在,就像我國第一任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喬冠華早就指出的,聯合國“文山會海”,會議太多,太長,太不定時,隨時可以開,又隨時可以取消,文件太多,太長、太重復,造成了我們這個部門這樣多的赤字。五年間我著重在文山會海這方面開刀,這個山我大概就是砍了一個頂。經過五年的努力,扭虧為盈,也學會了怎么樣做好一個管理人員。當然這個學問以后是用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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